历者天地之大纪，上帝所为。传黄帝《调律历》，汉元年以来用之。今阴阳不调，宜更历之过也（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：元凤三年，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。）。

太史令宗宣典星历，候气变，以凶为吉，乱天文，误朝廷。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偷名位，「贼夫人之子」。国师嘉信公颠倒《五经》，毁师法，令学士疑惑。明学男张邯、地理侯孙阳造井田，使民弃土业，牺和鲁匡设六管以穷工商。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，令下情不上通。宣诛此数子以慰天下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下：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，禄曰云云。）！

前郎中冯光、司徒掾陈晃各讼历，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。今洪其诣修，与汉相参，推元课分，考校月食。审己巳元密近，有师法，洪便从汉受（《续汉·律历志中》，「光和二年，万年公乘王汉上《月食注》。太史令修上言，：『汉所作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，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』。尚书召谷城门侯刘洪敕日」云云。）。

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视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《易》八卦，以垂宪象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，而统其事，庶业其繁，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，百工以乂，万品以察，盖取诸夬。「夬，扬于王庭」，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也。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，象物之本也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，如也。以迄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体，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《周礼》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，先以六书。一曰指事。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上、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，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诎，日、月是也。三曰形声。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四曰会意。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，武、信是也。五曰转注。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、老是也。六曰假借。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，令、长是也。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异。至孔子书《六经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传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说也。其后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恶礼乐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，分为七国，田畴异亩，车途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声声，文字异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。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是时秦烧灭经书，涤除旧典，大发隶卒，兴役戍，官狱职务繁，初有隶书，以趣约旦，而古文由此绝矣。自尔秦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汉兴有草书。尉律，学僮十七已上，始试讽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史。又以八体试之，郡移太史，并课最者，以为尚书史。书或不正，辄举劾之。今虽有尉律不课，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。孝宣皇帝时，召通《仓颉》读者张敞从受之。凉州刺史杜业、沛人爰礼、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。孝平皇帝时，征礼等百余人，令说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礼为小学元士。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。凡《仓颉》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，群书所载，略存之矣。及亡新居摄，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，自以为应制作，颇改定古文。时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书也。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也。三曰篆书，即小篆，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。四曰左书，即秦隶书。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鸟虫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，而得《礼记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。又北平侯张仓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即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，虽颇复远流，其详可得略说也。而世人非訾，以为好奇者也。故诡更正文，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，变乱常行，以耀于世。诸生竞逐，说字解经谊，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，云父子相传，何可改易？乃猥曰马头人为长，人持十为斗，虫者屈中也。廷尉说律，至以字断法，苛人受钱，苛之字，止句也。若此者甚众，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谬于史籀。俗儒鄙夫，玩其所习，蔽所希闻，不见通学，未尝睹字例之条，怪旧势而善野言，以其所知为秘妙，究洞圣人之旨，又见《仓颉篇》中幼子承诏，因号古帝之所作也，其辞有神仙之术焉。其迷悟不谕，岂不悖哉！《书》曰：「同古人之象」，言必遵修旧文，而不穿凿。孔子曰：「吾犹及史之阙文，今亡也夫」。盖非其不知而不问，人用己私，是非无正，巧说邪辞，使天下学者疑。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，故曰「三立而道生」，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。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，博采通人，至于小大，信而有证，稽撰其说，将以理群类，解谬误，晓学者，达神旨，分别部居，不杞杂厕，万物咸睹，靡不功。厥谊不昭，爰明以谕其称《易孟氏》《书孔氏》《诗毛氏》《礼周官》《春秋左氏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皆古文也。其于所不知，盖厥如也（宋本《说文》）。

河间相张君，南阳西鄂人，讳衡，字平子。其先出自张老，为晋大夫，纳规赵武，而反其侈，书传美之。君天姿睿哲，敏而好学，如川之逝，不舍昼夜。是以道德漫流，文章云浮，数术穷天地，制作侔造化，瑰辞丽说，奇技伟艺，磊落焕炳，与神合契。然而体性温良，声气芬芳，仁爱笃密，与世无伤，可谓淑人君子者矣。初举孝廉，为尚书侍郎，迁太史令，实掌重黎历纪之度，亦能焞耀敦大，天明地德，光照有汉。迁公车司马令侍中，遂相河间。政以礼成，民是用思。遭命不永，暗忽迁徂。朝失良臣，民陨令君，天泯斯道，世丧斯文。凡百君子，靡不伤焉。乃铭斯表，以旌厥问。其辞曰：

于惟张君，资质懿丰，德茂材羡，高明显融。焉所不学，亦何不师，盈科而逝，成章乃达。一物不知，实以为耻，闻一善言，不胜其喜。包罗品类，禀授无形，酌焉不竭，冲而复盈。廪廪其庶，亹亹其几，膺数命世，绍圣作师。苟华必实，令德惟恭，柔嘉伊则，孝友祗容。允出在兹，维帝念功，往才女谐，化洽民雍。悯天不吊，降此咎凶，哲人其萎，罔不时恫。纪于铭勒，永终誉兮，死而不朽，芳烈著兮（《古文苑》。案：《后汉·张衡传》，「数术穷天地，制作侔造化」，注云：「瑗撰平子碑文也。」）。

前安帝时，越骑校尉刘千校书东观，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：「汉家礼仪，叔孙通等所草创，皆随律令在理官，藏于几阁，无纪录者，久令二代之业，暗而不彰。诚宜撰次，依拟《周礼》，定位分职，各有条序，令入无愚智，入朝不惑。群以公族元老，正丁其任，焉可以已」！刘君甚然其言，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，而刘君迁为宗正、卫尉，平子为尚书郎、太史令，各务其职，未暇恤也。至顺帝时，平子为侍中典校书，方作《周官解说》，乃欲以汉次述汉事，会复迁河间相，遂莫能立也。述作之功，独不易矣。既感斯言，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《小学》为《汉官篇》，略道公卿内外之职，旁及四夷，博物条畅，多所发明，足以知旧制仪品。盖法有成易，而道有因革，是以聊集所宜，为作解诂，各随其下，缀续后事，令世施行，庶明厥旨，广前后愤盈之念，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（《续汉·百官志一》注）。

光和元年七月十日，诏书尺一召光禄大夫杨赐、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张华、蔡邕、太史令单《风易》诣殿金商门，引入崇德殿，署门内南辟帏中为都座。漏未尽三刻，中常侍育阳侯曹节、冠军侯王甫，从东省出，就都东面，十门刘宠、庞训北面，杨公南面，日磾、华、邕、《风易》西面，受诏书各一通，尺一木板草书。两常侍各谕旨。朝廷以灾异忧惧，特旨密问政事所变改施行，务令分明。赐等称臣再拜受诏书，起就坐，五人各一处，给财用笔砚为对。臣邕言：「今月十日，诏召金商门，问臣邕灾异之意。臣学识浅薄，心虑愚暗，不足以答圣问。综众变，征营怖悸，谨别状上。臣顿首顿首（本集）」。

议郎蔡邕议，以为历数精微，去圣久远，得失更迭，术数无常。是以汉兴承秦，历用《颛顼》，元用乙卯。百有二岁，孝武皇帝始改正朔，历用及初，元用丁丑。行之百下产，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，改从「四分」，元用庚申。今光、晃各以庚申为非，甲寅为是。案历法，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、鲁凡六家，各自有元。光、晃所据，则殷历元也。他元虽不明于图谶，各有一家之术，皆当有效于当时。昔《太初》始用丁丑之后，有六家纷错，争讼是非。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，杂候清台，课在下第，卒以疏阔，连见劾奏，《太初》郊验，无所漏失。是则虽非图谶之元，而有效于前者也。及用《四分》以来，考之行度，密于《太初》，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。故延光元年，中谒者亶诵亦非《四分》庚申，上言当用「命历序」甲寅元。公卿百寮参议正处，竟不施行。且三光之行，迟速进退，不必若一。术家以算追而求之，取合于当时而已。故有古今之异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，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。由此言之，有文于谶，无验于今，未必为是。有验于今，无文于谶，未必为非。《元命苞》、《乾凿度》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；及《命历序》积获麟至汉，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，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，合为二百七十五岁。汉元年岁在乙未，上至获麟，则岁在庚申。推此以上，上极开辟，则元在庚申。谶虽无文，其数见存。而光、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，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，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。云当满足，则上违《乾凿度》、《元命苞》，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，下不及《命历序》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，与奏记谱注不相应。当今历正月癸亥朔，光、晃以为乙丑朔。乙丑之与癸亥，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，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，考其符验。而光、晃历以《考灵曜》为本，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，与今史官甘、石旧文错异，不可考校；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，亦不合于《考灵曜》。光、晃诚能自依其术，更造望仪，以追天度，远有验于图书，近有效于三光，可以易夺甘、石，穷服诸术者，实宜用之。难问光、晃，但言图谶，所言服。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：「朕闻古先圣王，先天而天不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史官用太初邓平术，冬至之日，日在斗二十一度，而历以为牵牛中星，先立春一日，则四分数之立春也，而以折狱断大刑，于气已迕，用望平和，盖亦远矣。今改行《四分》，以遵于尧，以顺孔圣奉天之文」。是始用《四分历》庚申元之诏也。深引《河》、《洛》图谶以为符验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。而光、晃以为固意造妄说，违反经文，谬之甚者。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，舜叶时月正日，汤、武革命，治历明时，可谓矣，且犹遇水遭旱，戒以「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」。而光、晃以为阴阳不和，奸臣盗贼，皆元之咎，诚非其理。元和二年，乃用庚申，至今九十二岁，而光、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，不知从秦来，汉三易元，不常庚申。光、晃区区信用所学，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。至于改朔易元，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，亶诵之议不用，元和诏书文备议著，非群臣义者所能变易（《续汉·律历志中》，《宋书·历志一》，《御览》六十）。

太史令属太常（案：《张衡传》注引有此二字），秩六百石，掌天时星历。凡岁奏新年历，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。国有瑞庆灾异，掌记入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，《太平御览·职官部》。案：《太平御览》引作「应劭曰」。）。

太史令，秩六百石，望郎三十人，掌故三十人。昔在颛顼，南正重司天，火正黎司地。唐、虞之际，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至于夏后、殷、周，世序其官，皆精研术数，穷神知化。当春秋时，鲁有梓慎，晋有卜偃，宋有子韦，郑有裨灶，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其言屡中，有备无害。汉兴，甘石、唐都、司马父子，抑亦次焉。末涂偷进，苟忝兹阶，既暗候望，竞饬邪伪，以凶为吉，莫之惩纠（《太平御览·职官部》。案：引「应劭曰」。）。

天道幽远，事验难明。且灾异应政而至，虽探道知机，焉能无失？而欲归咎史官，益重朕之不德也（《后汉纪》二十七「尚书贾诩奏：太史令王立司候不明，疑误上下，太尉周忠，职所典掌，请皆治罪。诏曰」云云。又见《续汉·五行志六》注补引袁宏《纪》。）。

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，有新天子气见于东南，到今积二十三年。建安十年，茀星出库楼，历犯氐、房宿，北入天市，犯北斗、紫微，氐为天子宿宫，路寝所止。房为天子明堂，政教之首。北斗七星主尊辅、象近臣。紫微者，北极最尊。此除扫汉家之大异也。建安十八年秋，岁星、镇星、荧惑俱入太微，逆行，留守帝坐百有余日。岁星入太微，人主改姓。镇星入太微，内有兵乱，人主以弱。三者，汉改姓易代之异也。建安十九年正月，白虹贯日。《易传》曰：「后妃擅国，白虹贯日」。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，日蚀。建安二十三年三月，茀星晨见东方，二十余日久，出西方，犯历五车、东井、五诸侯、文昌、轩辕、太微，锋炎刺帝坐。茀者除旧布新，亡恶兴圣之异也。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，日蚀。日者阳精，月为侯王，而以亥子日蚀，皆水灭火之异也。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，月蚀荧惑，过人定时，荧惑出营室，宿羽林。月为大臣侯王之象；荧惑火精，汉氏之行。占曰：「汉家以兵亡」。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，《剥》卦天子气不见，皆崩亡之异也。荧惑火精，行缩日一度有余，故太史令王昱以为汉家衰亡之极。荧惑大而赤色；光不明，赤而小，与小星无别，皆赤家衰亡之异也。《易传》曰：「上下流通圣贤昌，厥应帝德凤皇翔，万民喜乐无咎殃」。《易传》又曰：「圣人受命，厥应凤皇下，天子虏」。《易传》又曰：「黄龙见，天灾将至，天子绌，圣人出」。黄龙以戊己日见，五色文章皆具，圣人得天受命，黄龙以戊寅见，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《易传》又曰：「圣人清静行中正，贤人至，民从命，厥应麒麟来」。《春秋玉版谶》曰：「代赤者魏公子」。《春秋佐助期》曰：「汉以许昌失天下」。故白马令甘陵李云上事，言许昌气见，当涂高已萌，欲使汉家防绝萌牙。今汉都许，日以微弱，当居许昌以失天下。当涂高者，魏也；魏者，象魏两阙之名，当道而高大者也。魏当代汉，如李云之言也。《春秋佐助期》又曰：「汉以蒙孙亡」。说者以蒙孙直汉二十四帝，童蒙愚惑以弱亡。汉帝少时名为董侯，名不正，蒙乱荒惑，其子孙以弱亡也。《孝经中黄谶》曰：「日载东，绝火光。不横一，圣明聪。四百之外，易姓而王。天下归功致太平」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也。《易运期》曰：「言居东，西有午，两日并光日居下。其为主，及为辅，五八四十，黄气受，真人出」。言午，许字。两日，昌字，汉当以许亡，魏当以许昌。今际会之期在许，是其大效也。《易运期》又曰：「鬼在山，禾女运，王天下（《宋书·符瑞志上》。案：此与《魏志》注所载小同而大异。）」。

盖闻人主政有不得，则天惧之以灾异，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。故日月薄蚀，明治道有不当者。朕即位以来，既不能光明先帝圣德，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，故上天有以寤之。宜励政自修，以报于神明。天之于人，犹父之于子，未有父欲责其子，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。今外欲遣上公与太史令具禳祠，于义未闻也。君公卿士，其各勉修厥职。有可以补朕不逮者，各封上之（《宋书·五行志五》。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，与太尉于灵台祈禳，帝诏曰云云。）。

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叙录功美，垂之无穷。汉时司马迁、班固，咸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与六经俱传。大吴受命，建国南土。大皇帝未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项峻始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差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及臣五人，访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备有本末。昭、广先亡，曜负恩蹈罪，莹出为将，复以过徙，其书遂委滞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浅才劣，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己，若使撰合，必袭孚、峻之迹，惧坠大皇帝之元功，损当世之盛美。莹涉学既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莹为冠首。今者见吏，虽多经学，记述之才，如莹者少，是以凄凄为国惜之。实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编于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后，退填沟壑，无所复恨（《吴志·薛综传》。皓下莹狱徙广州，右国史华覈上疏云云。）。

昔周宣王时，史籀始著《大篆》十五篇，或与古同，或与古异，世谓之籀书者也。及平王东迁，诸侯力政，家殊国异，而文字乖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益之，罢不合秦文者。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。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，得罪始皇，幽系云阳十年，从狱中作小篆，少者增益，多者损减，方者使员，员者使方，奏之始皇。始皇善之，出以为御史，使定书。或曰，邈所定乃隶字也。自秦坏古文，有八体，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，王莽时，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，改定古文，复有六书。一曰古文，孔氏壁中书也。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也。三曰篆书，秦篆书也。四曰佐书，即隶书也。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鸟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又许慎撰《说文》，用篆书为正，以为体例，最可得而论也。秦时李斯号为二篆，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。汉建初中，扶风曹喜，少异于斯，而亦称善。邯郸淳师焉，略究其妙，韦诞师淳而不及也。太和中，诞为武都太守，以能书留补侍中，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。汉末又有蔡邕，采斯喜之法，为古今杂形，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。邕作《篆势》曰：「鸟遗迹，皇颉循。圣作则，制斯文。体有六，篆为真。形要妙，巧入神。或龟文（当有缺文。）。针（缺）列，栉比龙鳞；纾体放尾，长短复身；颓若黍稷之垂颖，蕴若虫蛇之焚蕴；扬波振敝手，鹰跱鸟震；延颈胁翼，势似陵云。或轻笔内投，微本浓末，若绝若连；似水露绿丝，凝垂下端；从者如悬，衡者如编；杳杪邪趣，不方不员；若行若飞，跂跂翩翩。远而望之，象鸿鹄群游，骆驿迁延；迫而视之，端际不可得见，指撝不可胜原。研桑不能数其诘屈，离娄不能睹其郤间，般倕揖让而辞巧，籀诵拱手而韬翰。处篇籍之首目，粲斌斌其可观。摛华艳于纨素，为学艺之范先。喜文德之弘懿，愠作者之莫刊。思字体之頫仰，举大略而论旃（《晋书·卫瓘附传》，《魏志·刘劭传》注引《文章叙录》，又《蔡中郎集》，又《水经注·河水四》，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四、《初学记》二十一、《御览》七百四十九引蔡邕《篆势》。）」。

太史令陈季胄以先贤制木为仪，名曰「浑天（《御览》二）」。

浑仪之制，未详厥始。王蕃言，《虞书》称「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」，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。郑玄说「动运为机，持正为衡，皆以玉为之。视其行度，观受禅是非也」。浑仪，羲和氏之旧器，历代相传，谓之机衡，其所由来，有原统矣。而斯器设在候台，史官禁密，学者寡得闻见，穿凿之徒，不解机衡之意，见有七政之言，因以为北斗七星，构造虚文，托之谶纬，史迁、班固，犹尚惑之。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，沈静精妙之思，超然独见，改正其说，圣人复出，不易斯言矣」。蕃之所云如此。夫候审七曜，当以运行为体，设器拟象，焉得定其盈缩，推斯而言，未为通论。设使唐、虞之世，已有浑仪，涉历三代，以为定准，后世聿遵，孰敢非革。而三天之仪，纷然莫辩，至扬雄方难盖通浑。张衡为太史令，乃铸铜制范，衡传云：「其作浑天仪，考步阴阳，最为详密」。故知自衡以前，未有斯仪矣。蕃又云：「浑天遭秦之乱，师徒丧绝，而失其文，惟浑天仪尚在候台」。案既非舜之璇玉，又不载今仪所造，以纬书为穿凿，郑玄为博实，偏信无据，未可承用。夫璇玉贵美之名，机衡详细之目，所以先儒以为北斗七星，天纲运转，圣人仰观俯察，以审时变焉（《宋书·天文志》一。）。